技术主义时代的精神之花 城阳城考古遗址博物馆笔记

　　因为工作的机会，我曾经两次到过信阳。第一次是2000年8月底，我们一行人从兰州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硬座，下午到达信阳站，在车站附近狼吞虎咽了人生第一碗热干面，然后在站前广场上坐在各自的行李上疲惫不堪，一直等到夜里接我们的解放大卡车，除了从未经历过的潮热闷之外，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。

　　第二次大概是在2012年的初春，天气微冷，时间算比较从容，遗憾的是这次也没能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，感受一番人情风物，来去的路上隔着车窗匆忙看了看，便又离开了，不过这次喝到了用信阳的水冲泡的信阳毛尖，留下了如茶一般回甘的念想。

　　12年后的4月底，非常好的一次机缘，得以第三次踏足信阳，行程计划几经调整，最后到了城阳城考古遗址博物馆参观学习。

　　博物馆所在的城阳城遗址，曾是楚国的军事重镇，公元前278年，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，屈原听闻后投江而死，楚顷襄王“流掩于城阳”，将其作为临时国都，楚国在此得到了些许的喘息，此后励精图治，收复大片土地，在陈(今淮阳县)重建郢都，楚国也因此将自己的历史延续了55年。

　　目前，遗址已发掘了8座楚墓，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多件。其中1号墓发掘于1957年，出土了中国第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，正是用这套编钟演奏的“东方红”乐曲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回响于浩渺无垠的太空。这一点，彻底“更新”了我对编钟历史的认知。据博物馆展陈内容，城阳城是另外几个重要故事的发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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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——“好龙”的叶公曾经在此向孔子问政。城阳城是孔子周游列国的重要一站，其时，城阳城叫作负函城，位于楚国北部边境，楚国大夫沈诸梁驻守于此。沈所分封的城邑在叶，因此被称作叶公。孔子在负函城见到叶公，叶公请教孔子如何处理政事，孔子回答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大意是讲：让已经归属于你的人们心悦诚服，就会使身处远方的人们来归附你。到了后世汉代，叶公被虚构成了一位处处显示“爱龙”，实则并不真正爱龙的人士，并由此成了成语故事的主角，从古到今被无数人讽刺别人时引用。从问政到好龙，两个字的差别，确真的是颠覆性的差别。

　　——亡羊补牢。楚国郢都被攻破后，楚顷襄王逃至城阳。面对军队惨败、国都破亡，楚王想起了曾经被自己放逐到赵国的谋臣庄辛，于是派人把他请到城阳城，羞愧难当地讲：“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，今事至于此，为之奈何?”庄辛对曰：“臣闻鄙语曰：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。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。”后世著名的劝谏典故“亡羊补牢”就是出在此时此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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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楚文化”的形成和影响的范围，大体上处于长江中游的亚热带气候区，主要是今天的湖南、湖北两省以及河南、安徽、江西部分地区。这一大片区域山川迤逦秀美，湖泊星罗棋布，气候潮热，草木繁盛，多个民族混杂居住，其生活习俗和精神取向带有原始野性色彩和神秘气息。因此，“楚文化”并不限于“楚国的文化”，作为千年古城、楚国故都，城阳城是楚文化的典型代表。博物馆内的展品则充分体现这一点。

　　“楚车”。根据楚车形制复原图，这种两轮马车主体分为19个部分或构件，仅主要的马具和马饰就有15种之多，马的勒饰件有“节约”“衔”“镳(biao)”等等。一件车轴两端的饰件“軎(wei)”，青铜制，呈长圆筒形，接向毂(gu)部的一端略粗，外端平面封闭;主体上有凸粗纹路、中间有细纹，贯辖的一侧也有纹路、粗细相间;内侧装饰有一“神兽”，头朝内侧，尾巴扁平状下压、紧贴筒身，初看像是松鼠，但嘴部与松鼠差异还是比较显，整个身体成伏卧状，线条极为流畅，神态生动又不失稳定牢固感。从中不难想象当时楚人在先进交通工具——马车的制造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准，结构设计、材料选用、配件工艺以及装饰物图形图案，无不显示楚人的技术能力和审美层次所达到了高水平。

　　“楚笔”。博物馆展出了完整的一套竹简书写工具，包括锛、锯、削刀、刻刀、夹刻刀、竹管、毛笔、锥、工具箱，共有大小21件。如果考虑南方的竹子较北方多，作为书写工具更为便利的话，那么关于毛笔是秦大将蒙恬发明的传说，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证了。单从刀具来看，就有削刀、刻刀、夹刻刀，这其中可能就包含用于刮去错误或者需要修改内容的工具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“汉青”“杀青”在楚国时代就已经在采用了。

　　“楚镜”。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主要是王公贵族享用，是身份的象征。据讲解介绍，楚国铜镜数量众多，制作精良，独具楚韵，尤其是镜背主题纹饰多姿多彩，“楚式镜”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而城阳城博物馆展出了一对铜镜，其亮点在于铜镜的背面是彩绘，在古代铜镜中并不多见。左侧铜镜以黄色、红色绘制，整个图案成比较规整的轴对称——有两条对称轴，变化算不上繁复，但线条间粗细错落有致、自然明快。右侧铜镜的图案相对复杂一些，颜色变化中多了白色，主体图案像是亚热带植物的阔叶、又像是某种动物的长尾，末端分开为两叉、各自朝着自己的尾部自然弯曲;最内侧一圈是三只黄色的“小鲸鱼”，圆圈眼睛和小尾巴极为灵动，“小鲸鱼”各自朝外喷吐出一匹水帘，水帘中间是一些小水滴，水滴的朝向复合重力学原理——大头儿朝下朝外洒向万物。阔叶、尾巴，水帘、水滴，在符合透视原理的情况下，相互叠合在一起，图案紧凑而疏朗有致、富有变化而自然一体、瑰丽奇特而毫不生硬，使画面带有了一定想象表达的“神话故事”的魅力。

　　“楚具”。主要是馆里展出的一些酒具和其他日用品。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整套青铜酒盏，数量有36个，像“俄罗斯套娃”——可以根据大小深浅相互套在一起、更方便整理收纳和携带。这些酒盏都是口大底小，大一些的成圆形碗状——上口宽、底部平，小一些的成椭圆状——上口椭圆形、底部是平的椭圆形，上口短的两端中间各有一个“耳朵”平直伸向两侧——用于饮酒时双手把捏酒盏。酒盏制作工艺水平极高，盏壁薄厚适宜、极为均匀，盏口和边缘流畅光滑、但并不会锋利伤手，盏的底部成圆形或椭圆形平面，便于放置稳当。与此对应的，一方彩绘云纹漆案，案面绘有按照“4×9”位置样式排列的36个圆形图案，与“套娃”酒盏数量一致，猜测这些圆形位置是用来放置酒盏或其他饮食器皿的。可见，楚人的生活富足，饮食极为考究，烹饪方法多彩多样，所酿酒的数量不小——仅盛酒的器具就如此“高端、大气”。

　　“楚兽”。这里指在城阳城楚墓出土的镇墓兽。此镇墓兽看上去像是一只巨型昆虫类动物，全身黑红色，周身遍布鳞甲，头部巨大、约占整体的三分之一，头上长有两支鹿角，两只红色眼睛高高凸起、左右两侧分布，嘴部的造型极其夸张，上颚张开，露出了一口森森白牙，长长的红舌头伸出口外并下垂至下腹部，其前肢略显短小但因紧贴身体而显得有力、正在持蛇吞噬。如展板解说词，“楚人认为动物有沟通幽冥的能力”，“除了不同动物结合外，尚有人与动物的合体，显现出人面兽身、人面鸟身、人面多首等似人非人的神祇或巫觋形象”“充满了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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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楚文化盛于春秋战国时期。很多史学著作说，春秋战国时期风云动荡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转变的时期，又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是分裂的，不是统一的。各诸侯国之间和平与战争此消彼长、交替进行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，富国强兵、依靠实力逐步受到重视和推崇，发展工艺技术成为“现实选择”，能够应用于实践的人才、智能、技巧、发明、学说热闹纷呈。这与前一时代所强调的礼乐制度为本形成了对比或冲突，关于力量的观念和知识，逐渐超过了“礼仪”的在人头脑中的价值排位。吴思在《图说中国文化史》中就认为春秋战国时期“热闹纷出的百家争鸣，也反映着‘技术主义’的一个侧面。”“技术成为一时好尚所在，也同王公贵族追求奢侈生活有关……，不能掩盖技术主义对于春秋战国时的文化进程的深刻影响。”

　　从这些论述和分析的启发中，不难想到，包含楚文化在内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，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，有秩序上的破坏，道德上混乱，但长达几百年的混杂纷争，也造就了各种文化的碰撞、交锋和交融，为文明的继续发展找到了动力。在此意义上讲，这样的“技术主义”也就是充沛的文化创造力的体现，只不过是在“技术”所挟带力量的推动下，文化的重心开始由庙堂转向寻常平民，平民精神开始出现并活跃于历史舞台。

　　“一方水土一方人”。正是在独特的地理环境、生产作业方式和民族民俗风情综合作用下，带有原始遗存的野性和神秘色彩的楚文化，在春秋战国这个“技术主义”盛行的混杂时代开出了独特的“精神之花”。从城阳城遗址博物馆展陈物品看，可以想像当年的楚人曾醉心于瑰丽的神话传说，喜欢歌舞饮酒的肆意不羁，追求较少受到约束的习俗和精神气质，从而构成了一幅重感性、重想象，斑斓美丽、多情多彩、深远悠长的精神画卷。

　　从历史价值上看，“《诗经》以后的几百年，北方的韵文学便出现了空白。《楚辞》的兴起，标志着诗歌时代的复活，……正标志着楚文化中的原始生命力——感性动力突破理性束缚的结果”。（作者：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冠）